2016年:否极泰来之前的马来西亚

马来西亚政治经济正遭受一场完美风暴洗礼,此时的我们都身处非常时期。我们至少面对一代人一次的改变,甚至一辈子一次的改变。然而有句话说:事情好转前总能更糟糕。因此在改变莅临前,2016年的情况或将更为恶化,先恶化以后才出现改变。 1996年也许是马来西亚最后的快乐时光。当时,大部分马来西亚人民都切实地以为他们和这个国家正如日中天,蒸蒸日上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,这些集体的自豪感、决心和使命感亦随之破灭。1996年我19岁,跟其他同辈一样,我们满怀梦想离开校园,但眼前所见尽是危机、不景气和衰败的景象,而这种情况到今天仍然困扰着我们的国家。 全世界无论在什么地方,政治和经济始终紧密相连,马来西亚也不例外。任何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的衰败经常导致经济产生矛盾。同样地,全球经济和金融因素,亦能加剧统治精英之间的政治冲突。 然而,马来西亚自上次危机迄今都不曾出现过重大的改革。国家经济在很大程度上,严重被制度内化的寻租和舞弊风习、高度依赖非熟练外籍劳工、过度倚重石油与天然气、大宗商品和房地产所拖累。其中,制造业则遭受过早去工业化的“荷兰症”。 过去20年,低技能、低工资以及低生产率的恶性循环,竟然成为马来西亚的经济特征。 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风暴,随后美联储推行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,续而创造了低息和宽松信贷,而马来西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蒙混过关。 政府、政联企业、私人界和家庭所累积的债务,使得国家集体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变迁之中,显得极度脆弱。 例如,马来西亚的家庭债务已近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90%。这些家庭债务有25%是月入少过3000令吉,举债度日的低收入群。 2016年的马来西亚政治,深受石油价格、消费税、商品价格和货币这4个主要因素影响。 影响2016年的4大因素 首先,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的高油价时代,经历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打击和紧接着2009年美联储推行宽松货币政策之后,已经正式宣告结束。2014年10月,当国会提呈2015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时,国际原油价格每桶估价105美元。马来西亚政府则于2015年1月,以每桶原油55美元的估价对预算案作出调整。不久前提呈的2016年度预算案,则以每桶原油48美元估价为基准,然而很多人仍然不表乐观。 2015年10月23日,首相纳吉在其预算案演词开头就承认一项事实,即:2014年的国家的石油税收为620亿令吉,预计2015年和2016年的石油税收则分别为440亿令吉和317亿令吉。 石油税收剧减,大大限制了政府分配“厚礼”给巫统承包商,某种程度上激起了党内对领导的反抗。对老百姓而言,政府的石油收入萎缩则意味着“政府提供的服务减少”及“更多的税收”。 其次,就是消费税推行后所造成的困境。纳吉在概述了石油收入减少的问题之后,同一时间,又指征收消费税(GST)填补了国库的主要亏空。 纳吉说:“根据政府的计算,如果没有在2016年实行消费税的话,按原先的销售和服务税(SST),政府的收入将低于210亿令吉。如果我们继续沿用销售和服务税,现今的收入将只有180亿令吉,而实行消费税则为国库进账390亿令吉。” 换句话说,消费税政策出台之后,马来西亚纳税人比原先多缴付了210亿令吉的税捐,意味着每户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减少,因此在消费方面也必然缩紧。这也恰恰表示国内经济活动衰退,而政府从公司税收的获益亦相应减少,无异于杀鸡取卵。 马来西亚有超过60%的家庭被归类为低收入群,符合申请BR1M援助金的资格。然而在消费税实行之后,他们不得不经历人生的第一次缴税,这为往后的巨大政治影响埋下伏笔。 第三,大宗商品或原产品价格降低了。我认为,棕油价格跟巫统选举运势而非棕油本身有关,这样的说法一点也不夸张。 2013年大选,巫统总共赢得88个国会议席,其中73个议席分布在马来半岛。这些议席当中,尤其是35个位于半岛西海岸各州的半城乡区议席,都是巫统险胜的“边缘席位”。 因此我估计只要10%选票转向,就能把巫统连根拔起。而棕油,正是这些边缘席位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。与此同时,棕油也是巫统堡垒议席至关重要的政治商品,这些堡垒区选民,都生活在国阵联邦土地发展计划的势力版图。 在2004、2008和2013年大选,棕油和其他原产品价格高企,保障了半城乡和乡区选民对巫统的支持。不过,以后再没这出戏唱了。 第四,马币贬值。去年,令吉对美元的汇率跌了近25%。如果美国经济有进一步起色的话,或许对马来西亚的出口有一定正面影响。然而,马来西亚跟其他许多出口国一样,不但竞争出口美国市场,并争相贬值本国货币。再者,出口增加并无法弥补令吉贬值所造成的亏损。 美联储宣布加息,意味着美元对马来西亚等新兴市场的货币升值。此际,输入型通胀算是小问题,尽管老百姓会感到刺痛,而公司的成本也增加了。至于债台高筑的政府、政联企业、私人界和家庭,都将陷身险境。与此同时,中国经济放缓也对马来西亚带来巨大的冲击。 全球流动性的收紧,肯定将进一步抑制房地产投机活动。那些已经习惯仰仗税收和物业发展收入的中央政府、州政府、地方政府、政联企业和政联投资企业,可能将面对比预期来得早的财政紧缩,至于那些手握多项物业作为投机用途的个人就更不用说了。 综合以上所提到的政治经济因素,加上首相纳吉因1MDB丑闻的牵扯而引发许多课题,政府似乎无力以对。如今,纳吉既无政治意愿,更无政治资本来展开深入且有意义的结构性改革。势态好转前,兴许更糟糕。如此,2016年很可能就是我们期待春天来到之前,必须熬过的最严寒冬天。 刘镇东 – 民主行动党全国政治教育主任兼居銮区国会议员 发表于 2016年1月4日 晚上8点30分。 … Continue reading

国行调降法定存款准备金(SRR)

国行(BNM)今天在议息会议后公布,隔夜政策利率(OPR)维持不变,续企于3.25%,OPR自2014年7月10日被调升0.25%后,接下来的18个月皆没有变动。 另外,为了让银行有更有资金可调动,国行宣布把银行须存放在国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(SRR – Statutory Reserve Requirement),从原有的4%下调至3.5%。也就是说银行在每接收100令吉的存款,须以SRR形式存放在国行的数额,会从4令吉减至3.5令吉,以便舒缓银行资金流动性趋紧的情况。 这也是国行6年以来首次调低SRR,最后一次调低SRR是于2009年3月1日(全球金融危机时期),当时是把SRR从2%调降至1%。最后一次调升SRR则是在2011年7月16日,当时是把SRR从3%调高至4%。 … Continue reading